《古琴》的靈感來自父親講的故事

山東濰坊的坊子區(qū)至今保留著103座德式建筑、63座日式建筑：有的建筑保存完好，仍然在使用；有的建筑被開發(fā)成愛國教育基地或旅游景點；有的則茅草叢生，陷入頹敗之中。那些天，我在這些建筑里轉來轉去，想著父親講的故事，突然萌生了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念頭，這部長篇小說一定要跟這些建筑有關，跟家國有關，跟民族文化有關，同時也要跟愛恨情仇有關。

父親曾經在山東濰坊的坊子區(qū)從事列檢工作，他們的待檢室是一戰(zhàn)時期德國建的檢車段，單身宿舍是德建鐵路公寓，工作與生活全被德式、日式建筑包圍。父親講過兩個跟坊子區(qū)有關的故事。一個是德占坊子時期，一名德國士兵到理發(fā)店理發(fā)，被愛國理發(fā)師用剃刀割斷喉嚨，為了抓捕理發(fā)師，德國侵略者殺了整整一個村莊的人。另一個是日占坊子時期，一名日本電工爬到電線桿上修理線路，手鉗掉到地上，他叫一位過路的中國老百姓幫忙撿，因為語言不通，中國老百姓以為叫他搖晃電線桿，結果差點把日本電工從電線桿上搖晃下來。這兩個故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以至于2013年五一前后，我到坊子區(qū)旅游時，它們一下從我的腦海里蹦了出來。

回來之后，我開始查閱坊子區(qū)的德式建筑歷史，得知這些建筑跟膠濟鐵路有著極深的淵源，可以說因為膠濟鐵路的建設才有了這些建筑的存在。這樣的建筑不是坊子區(qū)獨有的，它幾乎遍布膠濟鐵路沿線：青島、大港、黃臺、濟南等地，甚至淄博火車站南邊那個封閉的家屬院里也有德式建筑。年輕的時候我去過那個家屬院很多次，里面確實有幾座高大闊綽的石墻房屋，我的同事住在里面，從沒感覺住在歷史里面，只常抱怨它的老舊還有陰涼。就是一群這樣的建筑，如同一段特殊的文字，記錄著一戰(zhàn)時期這里經受的欺凌、屈辱還有風雨和滄桑。

為了深入了解那段歷史，我通過網(wǎng)絡、書籍大量收集資料，買了一個藍皮文件夾將資料打印出來，一頁一頁夾在里面，有時間就拿出來研讀，并且專門做了讀書筆記。濟南鐵路局有一群膠濟鐵路歷史愛好者，他們時常與我講述那段歷史，遇到感興趣或者有用的史料我馬上記錄下來。小說的時代背景必須是一戰(zhàn)時期，必須與鐵路有關，人物是虛設的，故事情節(jié)是虛構的，重要的歷史節(jié)點與歷史事件卻必須是準確的。

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，我開始動手寫作，寫起來才發(fā)現(xiàn)真的很難。因為一直致力于中短篇小說創(chuàng)作，所以人物與故事的設置、情節(jié)的推動都不知不覺地向中短篇小說靠攏。小說寫到五六萬字就寫不下去了，人物與故事懸在半空。一天，我遇到我們省的一個文學評論家，并將我的這種創(chuàng)作情形告訴了她，她說：“寫不下去的時候，就叫一個人物死掉。死去幾個人，小說也就完成了。”這真是一個好辦法，每個人物涉及一段故事，一個人物死去，代表一段故事結束，一段故事結束，必然推出新的故事。死的自然不能是主角，主角死了，小說就沒有必要寫了，幾個配角陸續(xù)死去，到了最后，第二主角也死去了。第二主角是個德國鐵路工程師，像父親講的第一個故事里的情節(jié)一樣，這位德國鐵路工程師在理發(fā)店被理發(fā)師用剃刀割斷了喉嚨。

小說《古琴》寫完便進入漫長的修改期，很多修改都是我在上下班的火車上完成的。一上車，我找個地方坐下，拿出草稿，埋頭看稿、改稿，對身邊的人與事不管不問。有一次周末加班，下班坐火車到淄博站時已是夜色闌珊，我拿著厚厚的稿子站在站臺上，想到回家后女兒吵著要談心，老公喊著要吃飯，婆婆興致勃勃地轉換電視頻道，哪有改稿的時間與空間。于是，我跑進候車室，找個座位坐下繼續(xù)改稿。等到最后一頁看完，已近22點。

書出版之后，我有點小小的激動，畢竟這是人生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書，翻開來讀，卻有諸多的不滿意：比如故事單薄，完全不符合最初設想；比如有些句子過于簡潔，失去了藝術應該具備的美……它不像我的中短篇小說那樣，諸多篇目里總有一兩篇是我喜歡且滿意的。這部小說就像一個沒有經驗的女人生下的一個丑孩子，有著先天的不足和缺憾。所有的不足與缺憾只能等待日后彌補，因為當初構思的是一家三代的故事，寫的時候卻只寫了第一代，第二代、第三代等著日后去完成。

小說雖然寫得不滿意，依然有朋友和陌生讀者購買閱讀，這使我感動不已。文學就是這樣，在滿足自己表達欲望的同時，還能讓人感受到世界與人生的美好，也許這就是我跟很多人都喜歡它的原因。